【摘 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就是成本低效益高的发展。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诸多方面，高质量的城镇化、高质量的改革开放、高质量的理论创新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内容。
一、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城镇化
高质量的城镇化就是十九大所讲的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也就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城市化，不是十九大以前长期要求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超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就包含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群都是以大城市、超大城市为核心的，没有这个核心，就难以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过程，是首先发展核心城市，核心城市达到由吸纳到辐射的临界规模以后，辐射带动周边卫星城，逐渐形成城市群。这种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远高于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城镇化。
首先是城市规模越大，规模聚集效益越高。分工协作能够提高效率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城市规模越大，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由于规模大，人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比较低，投入产出率比较高。城市越大，人均工资越高，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从效率低的农业转移到效率高的非农产业，从小规模分散的农村转移到大规模集中的城市，生产生活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其中的“协调”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结构合理，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大中小适度，特别是中心城市规模要足够大，中心城市足够大才能辐射带动周边卫星城。另一个是动态协调，也就是发展过程协调，就是各层级城市发展的先后顺序符合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城市群形成的规律是中心城市先吸纳集聚后辐射带动，即先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后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学讲的点、线、面发展顺序不能颠倒，先是点发展（也就是河南人讲的核心带动），其次是线发展（河南称之为轴带发展），最后才是网络化发展，否则发展速度和质量都会下降。就像烧开水，要先刷锅，后添水，再开火，不能倒过来。
在产能过剩背景下，高质量的城镇化对高质量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有利于创新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创新资源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城市越大创新资源越多，城市越小创新资源越少，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创新人才集中在大城市，创新效率大幅度提高，支撑周边地区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放眼全国，哪里产业兴旺就业岗位多？主要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东莞在深圳附近，佛山在广州附近，昆山在上海附近，杭州、郑州周边的几个县和县级市发展也比较快。因为大城市周边比较容易接受大城市的创新辐射和产业转移。
其次，高质量的城市化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大问题。我从互联网上看到，有些乡村干部以“包产到户的典范小岗村，至今未能走上富裕道路”，“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村庄，却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为由，呼吁走华西村、南街村等集体化村开创的道路。我认为，这些典型的普适性值得研究。经济短缺时代这些典型村在特殊人物的带领下能够靠工业发展起来，在特殊人物谢幕以后的产能过剩时代能不能持续发展还有待观察。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以后，几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增加了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收入，相比之下更具有普适性。从长远和全局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城市化。
第三，在一般农村小规模分散发展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社会趋于解体有历史必然性。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农民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市非农产业人口不断增加是这个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河南林州市石板岩镇在改革开放以前有300个自然村，现在只有200个，100个自然村已经消失了，这些消失的村庄不可能再振兴了，剩下的200个村庄中的大多数也很难振兴，因为产业发展的条件太差，真正能够振兴的只能是少数乃至极少数，就是那些城中村、城郊村、旅游景点附近的村，总之是产业能兴旺农民能就业的村。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产业决定居住，而不是反过来由居住决定产业，即人们居住的地点和方式是由人们从事的产业决定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进城大规模集中居住楼房以适应非农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需要，才能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小规模分散居住在农村让非农产业下乡，必然导致非农产业的分散发展，很难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一样化相当于取消城市化。城乡协调发展也不是城乡同步发展，而是以城市发展转移农民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农村不可能与城市同步发展。同理，高质量发展也不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一样、同步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要求马云和其他人都一样，与其他外语教师保持一致，他还能够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吗？还会有阿里巴巴吗？
持续推进农民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及其周边持续稳定转移，加快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以高质量的城镇化促进非农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农民转移带动农业规模化，在规模化的基础上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把多数农村人口全面小康的着力点放在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上，把留下来的农民增加收入的着力点放在农业规模化上。把大城市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既然大城市效率高，为什么一些人长期以来强调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呢？一个潜在的说法就是分散发展有利于维稳。这实际上是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社会的统治者之所以重农抑商抑工反现代化观念的遗存。绝大多数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利于分散治理；工商业容易导致人口集中和流动，不利于控制。从维护稳定的角度看，高度集聚的都市化发展稳定方面确实会有隐患，但真正和可持续的稳定局面要靠发展，绝不是再回到传统农耕社会那种相互分散和孤立的状态。由于樊纲、蔡继明、陆铭等这些知名专家学者大声疾呼优先发展大城市超大城市，并且论证得无懈可击，有些人也不好再坚持严格控制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算是在城镇化问题上前进了一步，但内心深处也不情愿作为发展重点，说到底还是不放心。有的地方仍然坚持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中心城市建设不积极不主动，这种态度和工作部署毫无疑问会影响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二、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改革开放
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需要高质量的改革开放。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以此为契机部署改革开放，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深化，切实回应改革空转乃至倒退的疑问。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创新，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体制机制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必须建立健全按贡献分配的体制机制，类似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一种体制机制，规则公平，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加上科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开放不仅要引进先进技术，也要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发展模式、体制机制乃至发展理念，避免杨小凯先生所说的后发劣势。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收入差距。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收入差距，吃大锅饭，完全依靠政治觉悟，不仅发展动力不足，还会使一些人变成“两面人”，台上大公无私，台下损公肥私。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小发展动力不足，关键在于收入是否合理合法。合理合法的判断标准是收入与贡献是否相适应，即贡献越大收入越高，贡献越小收入越低，政府的税费收取适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就让他获得相应的收入，就企业来说就是利润，就个人来说就是工资、奖金等，这样才能让人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炒作收入差距，忽视收入是否合理合法，不利于发展和稳定。在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创新性的劳动特别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市场化开发运用贡献大，效率高，从而把人们引导到创新发展上去，形成创新型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的责任就是建立健全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规则公平、机会均等、平等竞争的体制机制，尽可能降低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真正保障合法收入，消除非法的黑色、灰色收入。
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和基石，不能动摇、否定。共享不是回头吃大锅饭，不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赶尽杀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年的“信阳事件”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吃大食堂饿死人的教训不能忘。解散大食堂，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相当一些社员“集体的活磨洋工，自留地里干得凶”，导致浪费和短缺。推广安徽小岗村分田（承包权）到户的经验以后，大集体时出勤不出力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农产品供给迅速增加，温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不能以少数集体所有制村庄的成功经验否定农村改革，不能把“特例”与“一般”混为一谈。对少数集体所有制村庄成功经验的普适性要有清醒认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数人的思想觉悟水平要有清醒认识，对产能过剩背景下远离城市的一般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难度要有清醒认识，坚定不移深化农村产权改革，降低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改了几十年还在攻坚，可见难度之大。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下不可避免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求代理人也就是国企负责人一心为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人还达不到这么高的觉悟水平，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的交易也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影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很难避免，监督管理的成本相当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真正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尽可能减少垄断，扩大民企发展空间；在一般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成为优先股，不控股，不参与经营管理决策，把经营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交给民营企业家，公有资本搭民营资本的便车，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监督并分红，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改革金融体制，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依靠具有垄断性质的大银行机构很难解决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在产能过剩背景下，创新发展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创新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投资的失败率相当高。大银行的公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在委托代理条件下，对投资决策人的思想政治觉悟要求高，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纪检监察及金融监管部门很难区分道德风险和市场风险，公有资产投资的监督成本相当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有资产不适合进行风险投资，国家要求对公有制金融失败投资的责任人终身追究是有道理的，否则公有制金融机构的贷款沉淀率就难以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会大幅度上升。如果国家金融高层要求各大国有银行积极增加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又不废除贷款沉淀终身追究的政策，上述增加贷款的要求不可能真正落实。一旦废除贷款沉淀终身追究的政策，贷款沉淀率不可能得到控制。一方面，投资有风险是市场经济的天经地义，创新类投资失败率高具有必然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加快发展风险投资；另一方面，委托代理关系下道德风险与市场风险难以区分，公有制金融机构投资失败应当终身追究，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很难化解。建立尽职免责、容错纠错机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贷款沉淀率上升的风险不可低估。根本出路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以发展非公有制金融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以私对私，以小对小，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大幅度提高监管水平，政府充分发挥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的作用，当好“裁判员”。
持续扩大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扩大开放就要按国际惯例办事，太过另类沟通困难，就会产生诸多摩擦乃至矛盾，降低开放效率，这就要求我们的体制机制符合国际惯例和世界潮流，以开放促改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并没有过时，中国也不会例外。这就是类似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的体制机制，加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让所有人特别是企业家、科学家、发明家等精英的能量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让弱势群体、竞争失败者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效率极大化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
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如果发达国家那些有钱有权的大老板认为中国这几年发生了方向性改变，由过去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向而行转变为相悖而行，中共要带领全世界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把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公有，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与全世界的富豪精英为敌，类似于当年毛主席所讲的“方向路线”分歧，他们就会由和平演变战略转变为全面遏制战略，拼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大幅度恶化，这种新冷战发展下去，使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放慢乃至中断的危险。
三、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理论创新
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受诸多因素影响，前几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最低达到3%以下，有人形容为“断崖式”下滑，民营经济人士争相办外国绿卡，资金外流比较严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发展下去可能形成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威胁社会稳定。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没有变，不会变，不能变，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派出9个由副部级干部带队督查民间投资，中办、国办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司法解释，但民间投资增速回升仍然不够理想，似乎对这类“定心丸”产生了“抗药性”。为什么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强调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没有变，不会变，不能变，民间投资仍然回升缓慢？贷款难、贷款贵、税费负担重等经济层面的问题改革开放来一直存在。民间投资增速一直比较高，为什么近几年就大幅度下滑了呢？现在看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贷款难、贷款贵等经济层面的原因，深层次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解决了民营经济的政策合法性问题，党章、宪法都肯定了基本经济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民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问题，民营企业家群体内心深处的不安感没有彻底消除。这几年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潮泛滥，一些人总以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理论为依据指责、攻击民营经济。说“民营企业是这些年加速腐败，加速积累金融风险的主要源头”，甚至要求“私营经济要逐渐离场”；马云退休，有人就说他“嗅觉灵敏，识时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要真正遏制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需要在理论上深化研究，为民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要转变观念，转变对民营经济的认识，真正使总书记和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如脑入心，狠抓落实，拿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招。
（供稿人：中原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王永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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