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在一个复杂的经济境况，复杂的似乎很难用一条清晰的思路把从不同视角剖析的各种问题串起来。40年的改革路程，既使不能很好预测未来，至少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当一个经济体基础薄弱时，无疑选择“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路径是正确的，以基建包含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便长期作为了经济增长动力指标，其增速是最能被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状况和空间。所以，每当出现经济波动，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宏观政策，都是着眼于投资，既便是拉动内需，也是拉动投资需求。因为该经济体正处在增长爬坡阶段，处在短缺阶段，需要大投入大生产，需要挣钱来解决短缺。显然，从GDP的构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中清晰地看出，最能直接与大生产和赚钱相关的便是投资和净出口。等到该修的路都修了，能生产的都生产了，增速自然就下滑了，刺激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也就下降了。
此时的增速下滑，不是波动性、不是高峰低谷交替的“M”型，而是呈“L”型，由高速增长进入了新常态，无论是“L”的竖长一些还是横长一些，它仍然是“L”。于是，阶段性的特征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增量变成存量替代了。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概念：规模和结构。显然，增量对应着规模，作用于规模的是需求侧，而存量对应着结构，作用于结构的则是供给侧。
结构问题是在不断积累规模的过程中沉淀下来的。规模积累的过程中，掌握和整合资源能力越大，规模膨胀越大。越发引致人们去追求对资源的掌控和整合，必然衍生出各种债务性融资。而最合适最能让人信任的充当债务抵押资产的就是房子和土地，整合土地资源的能力决定了融资的能力。金融服务实体的前提是，实体能够赚到钱，当传统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大力发展，产能过剩是必然的，好项目成了稀缺物。资本的逐利性，将土地和房子把各方粘在了一起，其背后庞大的债务性融资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便形成了。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支撑其生产出来的巨额商品，一定是全球市场，而不是区域局部市场。可以说，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全球化的分工已不是仅局限于产业链的分工，更是细化到了工序专业化的分工。这些分工分布在全球更多的国家，作为产业链最高端的美国，同时要面临着众多的国家向它出口，它要购买全球丰富的商品，就要支付货币。分工越细化，全球商品越丰富，美国需要支付更多的钞票，美国印钞的发行机制是锚住国债，是债务货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即假如中国出口给美国的商品越多，挣回来的美元越多，中国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则越多，美联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问题在于美国的债务链条得以不断虚拟创新是因为它面临着全球市场，美元可以流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国内劳动力则不能像资本那样全球流动，没有配套的产业链条，国民收入差距拉大。
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不足为奇，此时的贸易战也是两国各自发展到了转型交叉点上。中国走到了创新驱动阶段，到了布局全球产业链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球化，需要开放，需要自由贸易。中美贸易战的焦点集中在全球化和高端技术。美国是一个对“战略”非常清醒的国家，美国由全球多边贸易转为单边贸易，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而是认为过去的贸易规则，美国受损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需要重构规则、重构标准；而高端技术，同样是决定规则、决定标准、决定话语权。历史的长河绵远流长！
郑州大学教授、中原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李燕燕
写于2018年7月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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