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教授、中原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李燕燕 系列读书笔记：
世界是轮回的（五）
回顾过去五年，乃至十年，可以说城镇化模式和房地产的一枝独秀助长了今天的结构畸形。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内生动力，一次次都是依赖房地产的对冲来保持表面上的指标繁荣，过山车的强力拉动，并不能阻挡经济内生下行，矛盾无法释放，只能造成经济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大。而城镇化长期以来仅仅定义在农民进城，大规模地基础设施投资，摊大饼的扩张，直接带来的就是泛资本化、证券化，严重脱离实体经济。2月5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可谓意义重大，它不仅仅视为农村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开启新一轮发展的新动能，甚至影响到对城镇化模式长期以来摇摆不定的重新思考。
我们过去走了一条城镇化“通吃”的路子。改革开放前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地域空间，将生活和工作在城乡的人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要素——不管是劳动力、人口还是土地、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完全听命于计划指令，工业、城镇和农业之间没有随机互动调整的机制，“三化”不可能协调。改革开放导致了非公经济在原有体制外的成长和外来资本的进入，再加上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限制的取消，促成了工业在长珠三角地区的迅速膨胀。但由于城乡之间隔绝状态未能随之消除，工业以及随工业聚集的各种要素无法进城，以至于这些要素不得不在原有城市体系之外安营扎寨，于是，村镇迅速演变成了城镇，形成了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城镇化模式。所谓“走一村又一村村村是城镇，走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就是这种城镇化模式的真实写照。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没有促进农业现代化，而是把农业“化”没了。中部地区作为“三化”矛盾最为突出，“协调”任务最重的地区，认为“三化”不能协调发展的症结在于城市，试图通过城市找到破解稀缺土地资源约束的办法，把城镇化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在城镇化率还很低，成为“三化”协调短板时，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必然会取得巨大成就，也是工业化初中期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政策红利。然而，这种红利将随着新常态的到来而损耗。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西部走了一条有别于东部沿海的路子，而是加大力度做大省会中心城市，形成中西部地区单极城市的发展模式。这种单极模式是否能支撑拥有广阔的腹地。在农村土地要素还没有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二三产业处于割裂状态，按照财富效率原则，资本自然会放弃一产，甚至二产，导致现实中出现了社会资金只投向中心城市创新出来的项目，加剧了单极中心城市的虚高和区域发展的失衡。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一二三产发生融合，随着农村产权的确立，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下了基础，农村就不仅仅是吃饱肚子生存意义上的状态，而是要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要转变。正如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要推进“三大调整”，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优”字；调好生产方式，突出“绿”字；调顺产业体系，突出“新”字。广大的农村要再一次担当改革的重任，只是这次重任是升级版的重任，迫切需要与城镇里的产业在物联网融合下共同快速转型升级。除城市都市圈之外，还要形成多点城镇布局（不排除县域），吸纳要素交汇。
在我们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中，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面对错综复杂互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把其中一环孤立地抽出来，撇开次要的联系，抓住主要的联系，做出实证的解释。但我们面临的毕竟是错综复杂的经济体系，在各产品市场之间、各要素之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各当事人之间，都存在密切而错综且是动态的联系。全社会的一般均衡的条件是各市场的比价相等。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单纯的城镇化都已无法成为新动能，区域发展还是要回归到“三化”协调上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尽可能抹平结构畸形，推动产业（农业）转型升级，我们这次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是，我们需要撸起袖子与国际社会抢时间。
李燕燕写于2017年2月5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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