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平原农区是河南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以种粮为主，辅以少量的经济作物，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些地区很少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基本没有任何工业，多数村民以“务农+务工”的半耕半工的方式生产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家庭成员、人口流动、家庭收入构成等方面均表现出自身特色。该报告以贾楼村、大李庄和前齐继村的入户调查为基础分别从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宅基地情况、家庭成员构成、人口流动及务工状况、家庭财产状况以及进城意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18年12月10日-30日，由河南省中原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百县千村”人口流动与数据库建设项目之整村调研第五课题组分别对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乔楼乡贾楼村、周口市沈丘县石槽乡大李营村和安阳市滑县八里营镇前齐继村进行了入户调研，通过访谈的方式共获得有效问卷574份。上述三个村的农户总数分别为230户、230户和358户，调研组分别获得有效问卷116份、168份和290份。总体来看，三个村表现出很多共同特征，但又各有特色。调研报告分别从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宅基地情况、家庭成员构成、人口流动及务工状况、家庭财产状况以及进城意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二、平原农区村庄的发展状况
（一）农业生产经营状况
从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看，三个村在人均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生产成本和收益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但在农业劳动力年龄、农作物种类、土地流转以及面临的农业风险等方面表现出诸多共同特征。
首先，在人均耕地面积方面。贾楼村、大李营村和前齐继村分别为1亩、1亩和2.04亩，经营规模的差异使得三个村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有着显著不同，前两个村更为相似，而前齐继村由于农业经营规模稍大，加之土地肥沃，产量较高，所以在农机的拥有使用、农业保险、家庭收入构成以及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明显优于贾楼村和大李营村。实际上，在历经多年的人口变动以及耕地调整后，三个村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差异较大，多的可达20-30亩（实际种植面积最大的达200亩），少的甚至不足1亩（三个村都有实际种植面积为0亩的。
其次，在种粮补贴、粮食产量、生产成本和收益方面。种粮补贴都归承租人所有，贾楼村和大李营村的补贴为112元/亩/年，而前齐继村的补贴为98.8元/亩/年。粮食产量方面，贾楼村和大李营村的情况基本类似，正常年景下，小麦产量为800-900斤/亩，玉米为1000斤/亩，而前齐继村的土地质量较好，粮食产量也较高，正常年景下，小麦产量在1000斤/亩以上（高的可达1300-1400斤/亩），玉米产量也在1000斤/亩以上。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三个村在农业生产资料、劳动力成本、灌溉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这导致三个村的农业生产收益的不同，其中，前齐继村对农业生产重视程度较高，且注重管理，农业收益相对较高。
第三，从土地流转状况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引致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三个村的土地流转呈现加速趋势。贾楼村由于人均耕地少且土地极为分散，土质一般，愿意租出土地的农户较多，但愿意租入者较少，土地租金比较低廉，其流转费用每年约100-200元/亩，少的甚至没有租金；大李营村其土地也较为分散，农户流转意愿相对较强，由于目前有3家种粮大户（种植面积分别为51亩、160亩、200亩），因此，其流转规模相对较大，根据调研数据统计，流转户数占调研户数的47.62%，其流转费用每年约300-400元/亩；相比前两个村，前齐继村土地比较肥沃，且户均耕地面积较大，土地流转意愿较弱，且土地流转租金比较高，一般为600元/亩，如果租给种植经济作物的，可达1000-1200元/亩。从流转对象看，这三个村的土地流转也大多发生在亲戚邻居或者朋友之间，几乎没有正式的流转合同（只有少数大户流转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蔬菜瓜果的均签有正式的流转合同），三个村的土地也都没有抛荒的现象。
第四，从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看，农业生产经营主要面临的风险依次为自然风险（三个村平均占比53.25%）、价格波动风险（三个村平均占比45.55%）、缺乏技术和资金（三个村平均占比16.27%）。从农户采取的应对风险的措施看，三个村在应对农业风险方面的态度和措施有所差异，贾楼村和大李营村基本相同，多数村民选择听天由命，购买农业保险的较少，而前齐继村的多数村民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规避农业生产风险，村民普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第五，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看。前齐继村和贾楼村都没有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小农生产是其典型特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靠个别拥有农机的农户或者跨区作业的农机提供。大李营村有两个大户的经营规模达到了100亩以上，一个是村支书，主要种植苗木，另一个是普通农户，主要种植粮食，经营30-50亩的还有几家，村内没有合作社，所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是由个别拥有农机的农户或者跨区作业的农机提供。
（二）宅基地和房屋状况
从宅基地和房屋状况看，三个村的状况基本相同。由于村庄内土地稀缺，三个村已多年不划拨宅基地，多数农户只有一块宅基地（分别占比为73.28%、80.95%、91.38%），面积（包括房屋占地和院落）大致集中在3-7分地，多数宅基地的取得方式是继承或者划拨。部分村民有两块宅基地，但大多数不是购买所得，而是通过在自家的自留地或置换的土地上建房，时间久了自然变为宅基地。对于宅基地是否出售的问题，村民普遍不愿意出售自家的宅基地，即使全家在外已经有固定的工作，将来也不打算回乡，宁愿让宅基地闲置也不会将其出售。
三个村的房屋状况基本一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近年来年轻一代新建的房子，普遍是二层或者三层楼房，面积大小不等，多集中在200-300平方米之间；二是老年人居住的老房子，以瓦房或者平房为主，这些房子多是20世纪80、90年代或21世纪初所建，多数房屋面积在60-150平方米之间。由于大多数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农村很多房子自然处于闲置状态，加上近年来所建新房大多数为二层或三层楼房，而普通家庭根本居住不满，也一定程度上造成房屋资源的浪费。此外，年轻人外出务工积累几年财富后，也会考虑到临近的城市，尤其是到县城买房，以满足孩子上学的需要，这类群体逐年增多，这也是拉动县城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调研的三个村庄来看，贾楼村在外购房农户的比例达到30%左右，大李营村和前齐继村也在10%以上，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在外购房的群体中在县城购买的占到80%以上。
（三）家庭构成情况
从平均每户人口看，贾楼村、大李营村和前齐继村分别为4.61、4.62、3.02人，按人口区间看，每户3-5人的占比最大，与河南省和全国的情况一致。
三个村的家庭结构表现一致性。目前来看，家庭结构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全老年人，一般由两位老人或一位老人组成，老年人单独居住，居住条件比较简陋，以种地和国家补贴维持生计，生病或者重大支出靠子女；二是中青年家庭，多为3-5人，即夫妇二人加孩子，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全家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子女也在外地上学、务工或者经商，家里房屋闲置或者由父母照看，另外一种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孩子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但已经和老年人分家，农忙或过年青年人回家后，老人会回到自己家居住；三是老人与中青年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一般为5-8人甚至更多，普遍状态是老人在家，中年人外出打工，孙子上班或上学，与第二种情况不同的是，老人没有和自己的子女分家，即使子女回来，老人也会与子女一起居住。
从村民的教育状况看，三个村情况基本相同。60岁以上以文盲或小学学历为主，接受教育的地点多为本村或本镇，初中及以上学历者较少，大专大学学历者为0。30—60岁以初中学历为主，但文盲和小学学历依然占较大比例，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较小，但明显高于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接受教育的地点以在本地为主。18—30岁以下也以初中学历为主，文盲和小学学历的比例明显下降，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与上述两个年龄段的人群相比明显增多，这与河南省各年龄段的教育情况基本一致。
（四）人口流动与务工情况
从人口流动的状况看，三个村的人口流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上学后就业，这部分人口流动在总人口流动中所占比重不大，约占10%。二是外出务工，这部分人口流动在总人口流动中占比较大，占85%以上。从务工的工作来源看，自行外出务工的占比较大（三个村平均占比44.24%，大李营村和前齐继村占比达到50%左右），其次是通过熟人介绍外出打工（三个村平均占比42.83%，贾楼村占比达到57.37%），再次是被用人单位招聘外出务工者。此外，通过自行创业和其他情况就业的占比很小，不到2%。
外出务工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从事建筑行业，该群体以40-60岁的人群为主。虽然近年来从事该行业的人群在下降，但依然占据一定的比例。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以及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的收紧，这对建筑业影响较大，该行业的工作机会正在减少。第二，进厂打工，这部分人群以年轻人居多，基本在40岁以下，因为建筑行业的工作岗位数量逐步在下降，近两年来一些年龄较大者也开始进厂打工，务工地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第三，从事商业和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如运输、保安、保洁、保姆、环卫、超市和饭店的服务员等工种。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这部分人群占比逐渐增多，该行业女性占一定比例，地域分布较为分散。
从三个村外出务工者的地域流向看。首先，务工者的地域分布与家乡所在地域存在一定联系。贾楼村和大李营村均属豫东地区，距离长三角地带较近，在长三角一带务工的人比较多，而前齐继村属于豫北地区，距离京津冀较近，有一定比例的人群在上述地区务工。其次，与传统的人脉关系有关。大李营村一直有一批人在山西一带务工，通过传帮带，至今该村仍有相当部分人群在山西务工。第三，城市辐射力的影响。从三个村务工人群的地域分布看，虽然各地区均有分布，但省内的务工地仍以省会郑州为主，而三个村所在的地级市和县城吸纳的就业十分有限，这充分说明了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远高于中小城市。
（五）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
从家庭总收入看，贾楼村、大李营村和前齐继村有一定差别，家庭平均收入分别为7.18万元、10.29万元和5.18万元。大李营村和贾楼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这两个村常年外出务工的人数较多，工作相对比较稳定，而前齐继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都是季节性务工，工作不稳定，以建筑为主，因此，贾楼村和大李营村务工收入明显高于前齐继村的务工收入，又由于目前务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高，这也就使得大李营村和贾楼村的总收入高于前齐继村。
从家庭收入结构看，除个别家庭外，多数农户的家庭收入由农业经营收入和务工收入构成，从二者的占比看，近年来务工收入所占比例持续增加，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均超过80%，来自农业的收入则持续下降且不稳定。由于三个村均属平原农区，农业收入依然占比一定比例，尤其对前齐继村来说更是如此，该村由于土质较好，粮食产量较高，加上人均耕地面积稍大，农业收入会占比较高，这会影响人们在务工工种、进程意愿等方面的选择。此外，对于年龄较大农户而言，由于无法外出务工，农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比更大，如果缺少了这一块收入，仅靠国家发放的补贴，生活将十分艰难。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在老年农户中的重要性将十分显著，是农民养老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不仅是一种收入的来源渠道，而且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农户家庭收入层级看，家庭收入的户均差别较大，收入低的仅有几千元，而收入高的可达20-30万元，由此可见目前农户之间的分化已经十分严重。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重点讨论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很少有人关注农村内部的差距，农户的分化使得农村不再是同质性的，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日益增加，这对各种政策的实施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户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在对农户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农户的收支大体相抵，仅有少数农户每年都有结余。从不同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支出看，正常年景下，有外出务工能力的年轻人通常收入大于支出，每年会有一定结余。老年人由于无法外出务工，仅靠农业收入和国家的补贴，再加上看病等支出大多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总体看，农户的主要支出集中在孩子上学、建房、看病以及婚丧嫁娶等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等支出不占主要地位。
从对土地及房屋的估值看，由于没有市场行情，多数农民无法估算自己土地和房子的价值。几乎所有的农户对此问题都较为敏感，表示不会考虑出售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即使闲置也是如此。
三个村的农户借款情况基本一致。多数农户有或者曾经有借款经历，借款渠道多是亲戚、邻居或者朋友，基本没有通过银行或其他渠道借款的，原因是银行借款要支付利息，农民无力或者不愿承担这笔支出，或者没有向银行借款的渠道。而借款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建房、婚丧嫁娶、看病、上学等，出于生产方面的借款几乎没有。
（六）进城意愿
由于我们调研的主要对象是老年人，对于进城意愿一项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多数人愿意进城的情况，而是普遍愿意生活在农村，选择愿意进城的比例还不到30%，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生活成本低、压力小，城市生活成本高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买不起房子，所以普遍并不愿意进城。但对年轻人而言情况可能不是如此，根据调研团队成员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及周边亲朋好友对进城选择的实际情况来看，年轻人普遍愿意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在城市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无法真正留在城市，很多年轻人表示会为了子女后代考虑（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在积累一定财富后会优先选择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县城买房，并且现实中，调研的三个村庄均有在县城买房的家庭，这一趋势也更加明显（如，贾楼村在县城买房户数占总户数20%左右，大李营村和前齐继村在县城买房的户数也占总户数10%左右）。对是否结束种地，多数村民都表示只要有能力就会一直种下去，甚至表示下一代也会考虑回来种地，主要原因是在城市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可能一直呆在城市。
三、河南省平原农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
对于远离城镇的平原农区的村庄来说，除耕地外，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其他资源，所以乡村振兴之路必须根据资源禀赋条件，采取适合当地发展的政策，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第一，引导人口流动，扩大外出务工途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于远离城镇的平原农区的村庄而言，由于缺乏其他资源，加之人口众多，农业经营规模较小，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通过鼓励鼓励村民以各种形式进城务工逐步减少农民，同时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这是这类村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具体政策层面，着力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其外出务工。充分利用国家的“阳光雨露”工程，强化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为其外出务工提供技术基础。同时，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和本地用工单位之间的联系，把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
第二，规范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这类村庄的土地流转现象日益频繁，但普遍不规范。因此，政府应建立起土地流转市场和规范的土地流转程序，引导农民签订正式的土地流转合同以替代目前的口头承诺。通过土地流转，着力培育一批家庭农场或者种粮大户，在此基础上，引导成立农民合作社，把农民合作社培育成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策层面，政府可通过建立土地流转中心的方式加强土地流转信息的交流以及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大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的支持力度。利用国家对新型农业主体的政策倾向，整合各类支农资金，集中支持一批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
第三，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连接机制。虽然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了人口流动，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小农依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平原农区尤其如此，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因此，如何把广大的小农导入现代农业是一个大课题。目前情况下，可通过发展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连接机制。根据各地特点，探索适合当地的土地托管模式，借助村庄组织、农民合作社、供销社等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以获得规模效益。同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难题，政府可通过整合现有的各种惠农政策，通过项目的形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村庄和农田的道路、灌溉以及电力等。
第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平原农区的村庄应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在种粮的同时，利用粮食和秸秆资源，积极发展养殖业，推动种养结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本地特色农产品并借助互联网拓展销售市场。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流通业，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第五，加大各类农业支持补贴力度。平原农区的村庄以种粮为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理所应当。目前，应着力整合现有的各类农业补贴，有针对性补贴种粮农民；在新增农业补贴中，要向这类村庄和地区倾斜；创新农业支持政策和方式，积极引导农民使用市场化的避险方式，如农业保险和衍生工具，政府提供相应的保费和期权费补贴。
（供稿：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中原发展研究院蔡胜勋李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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