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批准海南为全国第四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辖区涵盖全省，同时要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就海南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选择看，应该是继续发展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良种繁育和热带作物种植业，大力发展旅游及休闲养老产业，把制造业作为区域主体产业来培育，货物贸易、商品物流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依托本地实体产业，努力拓展市场空间，争取逐步实现对周边相关区域的补充和部分替代，跻身东亚东南亚有影响的航运、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行列。就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来说，应该从特定空间点开始，建立拥有二线围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监管区内实行高度自由的贸易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税收、外汇管理等制度措施，采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策略。
一、海南发展模式选择
（一）海南问题的核心还是发展问题
地理上，海南与台湾一样雄踞于大陆外海，面积也基本相当（3.44和3.58万平方公里）。就如同中国雄鸡形国土的一左一右两只脚，对大陆形成有力的支撑。从开放和全球化的视角看，二者都有着最好的区位，处在大陆走向世界的前沿，距离世界最近，拥有发展的先机。但近代以来，历史却始终没有给海南足够的机会，使她能够跻身经济强区之列。
1840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西风东渐，现代工商业的种子由战争和屈辱裹挟而来，飘洒在包括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厦门、广州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个个点状空间，并在这里慢慢孕育成长，海南阴差阳错没有在血雨腥风中获得现代化的先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引进前苏联156个大项目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乃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也因为海南地处沿海前线而没有被光顾。所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海南基本上仍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
改革开放唤醒了这片热土，让人们意识到了她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为促进潜力的释放，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988年批准海南独立建省，并赋予最大经济特区地位。然而，海南的发展远不如人们对她的期待，建省和办特区30年后，到2018年末，海南GDP总量仍只有4832亿元，排在全国第28位，仅高于宁夏、青海和西藏。增速不温不火，排在全国第26位。人均GDP为7851美元，全国排名第17位，只有全国平均值9769美元的80%，不足台湾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31%）。这说明，发展步伐加快，发展水平提升仍然是海南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寻求自由贸易制度释放特定经济活动的着力点
目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和深刻的经济结构过程，以及国际市场环境的持续恶化，经济增长的基础也由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激发创新和扩大开放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海南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和更高的发展期待。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批准海南为全国第四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辖区涵盖全省，并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要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给与海南更多的制度变革自主权，来释放其发展的活力，跟上沿海其他地区发展的步伐，与其区位和发展潜力相匹配。
然而，制度释放的活力只有以特定经济活动作为着力点，才能真正形成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经济活动的着力点，既取决于特定地区的资源禀赋，也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只有把特定区域放在特定空间和特定时代背景中进行全方位分析，才能找准最适合于它的经济活动着力点，并使改着力点与特定制度有效对接，并释放出相应的活力，满足人们对于发展的期待。
（三）特定经济活动成长的六要素
近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是硅谷？”“为什么是深圳？”也就是说，美国的硅谷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中国的深圳为什么会崛起为深受国人青睐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众人皆知，40年前的深圳，只是祖国边陲一个小渔村，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也还是一片美丽的田园。这两处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中心和新产业持续成长的摇篮？很多人尝试找出其中的奥秘。有人总结出硅谷形成的三要素：技术、文化和资本。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退休还乡的半导体之父，带着拥有8个人的团队，依托半导体技术创业做产品，办公司，随着技术链条不断拓展，创业机会层出不穷，公司也不断分裂，结果形成半导体企业丛生，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状态，最终成就了今天的硅谷。技术显然是第一位的，没有半导体技术，就不可能成就以电子信息处理为创新指向的硅谷。技术是由人来掌握的，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人，这些创新创业人才的源头是设在当地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特定的创新创业文化孕育了一代一代满足硅谷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得以使硅谷长盛不衰。创新创业是著名的烧钱活动，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入，而且资本的持有人要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因为创新创业失败的概率很高。风险投资家在此聚集满足了创新创业对风险资本的需求。由此看来，这三点确实是关键因素，缺一不能成就硅谷奇迹。
但从这三个因素背后，还应该看到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时代，一个是区位。就前者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好是以半导体和信息处理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爆发的时期，按照该技术演化的趋势，注定会要成长起庞大的半导体产业，只是由于拥有半导体技术的退休老人还乡这个偶然因素，该产业才率先崛起于旧金山湾区。就后者来说，旧金山湾区纬度适中的太平洋西岸，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所谓冬有暖流，夏有冷流，既适合人居，又适合半导体产业对温度的要求，特定区位所决定的特殊气候条件成为成就该产业在此成长的重要因素。
深圳的崛起，除了上述五个因素之外，还要加上第六个因素，那就是制度。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制度的重要性当推首位。当你用“为什么是深圳”这样的问题询问在深圳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几乎一致的回答是：这里每个人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异常努力，否则你就可能被甩出事业发展的正常轨道。压力和动力哪里来？显然是保障机会均等的制度，当你用同样的问题问每一个经营者，他们多数人都会说，这里规则透明，市场主体有信用，政府办事简单高效。这种透明、简单和效率当然也来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最市场化的制度，创造了深圳的奇迹。
但仅仅有制度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说，制度必须作用于特定经济活动，才能造就真正的发展成果。特定经济活动，源于前面五因素：发轫于硅谷的技术，经过北京再创新，借助制度优势游移到深圳成长为创新性产业，比如新世纪以来乃至最近十年崛起的华为、腾讯为代表的现代互联网信息产业等；北大清华等国内著名大学增量研究教学资源纷纷落地深圳及南方科大等本地创新型大学崛起，与本地创业文化的结合，为新兴产业供给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创业人才；资本在深圳密集聚集满足了新技术新产业烧钱的需要；改革开放新时代造就了深圳，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深圳，这是没有人怀疑的；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使深圳得以全面对接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与技术，推动了深圳的崛起，同样具有制度优势的珠海、汕头和厦门，却没有深圳这样的奇迹发生，这就告诉我们区位的重要性。
总之，深圳的崛起是技术、文化、资本、时代、区位和制度等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虽然是最重要的源头，但制度是依托时代和区位，作用于技术和资本，孕育出高技术制造业而最终成就奇迹的，奇迹的主体和基本形态是活力四射的高技术制造业。
（四）海南发展模式——自由贸易制度作用的着力点
在影响经济活动在特定地域成长的六因素中，制度是可以主观上对其他五个因素施加作用的，以放大或抑制各因素影响的弹性变量。就时代因素来说，目前整个中国都处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由传统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持续萎缩，新结构新经济新业态持续成长的阶段。但就时代背景本身来说，对所有区域都是一样的，理论上所有区域都有捕捉机会，促成新经济新业态增量在自己区域落地生根成长的可能。
一个区域能否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要看其他因素的影响情况。就区位因素来说，在纬度意义上，海南与可纳入视野比较的区域，如中国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美国的夏威夷等，都处在地球的差不多同纬度范围，热带亚热带气候、良好的生态、宜居的环境、绝对稀缺的传统化石矿产资源等，使这些区域共同的资源禀赋特征，这就决定了这些地方都不适合发展传统资源依赖型产业和相关的经济活动，而适合发展气候和生态依赖以及人居环境依赖的热带特色种植业、旅游业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海南的这些由纬度和气候条件决定的资源禀赋特征，除了固有的热带作物种植业之外，也为促成增量新经济新业态在本地落地由可能向现实转变增加了砝码。
在与其他相关区域空间关系意义上，从与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视角观察，香港和新加坡在依赖和服务中国大陆及东北亚和东南亚广大腹地市场发展航运物流、货物贸易、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方面，早已依靠其更加优势的空间区位赢得了先机。如今它们都是国际上著名的航运和货物贸易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海南要想在这方面与他们争锋是很难的。更何况与它们具有同样地位的还有大陆的深圳和上海呢。这就意味着，海南如果仅仅把自由贸易制度对经济活动施加作用的着力点放在金融贸易等服务业上，效果是会打折扣的。旅游业和热带作物种植业注定会成为海南最具活力的经济活动组成部分，但在理论上，这两类经济活动对自由贸易制度施加作用的需求都不迫切。热带作物种植业市场主要在大陆，无需自由贸易制度支撑亦能获得良好发展自不必说。旅游包括与之相关的休闲养老，其实也主要是靠内地游客支撑，自由贸易制度对旅游及休闲养老产业发展的影响也不会太显著。
从区位空间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潜在规模来看，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似乎是海南最应该模仿的，那就是三产并举，工业立区，形成相对独立且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就是说，海南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应该是：继续发展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良种繁育和热带作物种植业，大力发展旅游及休闲养老产业，把制造业作为区域主体产业来培育，货物贸易、商品物流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依托本地实体产业，努力拓展市场空间，争取逐步实现对周边相关区域的补充和部分替代，跻身东亚东南亚有影响的航运、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行列。所以，自由贸易制度施加作用的着力点应该是航运、商业贸易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新结构新业态的高科技制造业。自由贸易制度对这些产业施加作用的方式应该是以更自由、更便利、更快捷、更有效率、成本更低的方式重塑上述领域经济活动方式和环境，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和更先进的技术、更廉价的资本进入这些产业领域，进入海南，并逐步培育出创业创新文化氛围，为非传统资源依赖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
二、从洋浦开发区的视角看自由贸易港建设
（一）自由贸易港注定要从特定空间开始
自由贸易港无疑是比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加开放的贸易制度。以香港为例：在企业注册方面。选定公司名称和类别后，在公司注册处的24小时服务网站“注册易”或相关手机APP上以电子形式或者到公司注册处以书面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及费用即可。网上申请注册及商业登记一般最快可在1小时内办妥，书面形式则需4个工作日。
在货物运输方面。在香港，航空、陆路及海路货运商都采取预先通过电子清关系统向海关递交货物资料的方式报关，海关只会对选定的个别货物进行查验，除豁免报关的物品外，进出口商只需于货物进口或出口后14日内向海关呈交准确而完整的报关单即可。也就是说，船只从海上进入或驶离港口时是无需向海关结关的，而且，转运货物在港内装卸、转船和储存也不受海关限制。
在金融方面。香港分别在1973年和1974年取消了外汇和黄金管制，开放了这两大市场。在完善和高效的法律体系之下，本地和外国资金在香港流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获准营业的外资银行也可在香港从事任何境内和境外业务，凭借其发达的金融系统，香港还为企业提供各类融资渠道。香港也不设任何投资壁垒，任何境外投资者都可以成为一家香港企业的所有者。
在赋税方面。除酒类、烟草等四类物品外，香港对进口货物不征收关税。而是只设三种直接税，即最高税率为16.5%的企业利得税、最高税率为15%的个人薪俸税以及税率为15%的物业税，消费税、增值税等间接税一律免征。
在保护竞争方面。机场货运站、集装箱码头均由多家民营企业经营，通过竞争提升效率。香港国际机场最大的货运站香港空运货站有限公司（Hactl）和在葵青货柜码头拥有最多泊位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HIT），香港无论是机场货运站还是集装箱码头，均由至少三家民营企业经营，它们彼此间通过竞争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服务水平。
理论上，多数人认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香港和新加坡作为目标参照系，在自由贸易港制度建设层面似乎大家没有太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自由贸易港制度究竟应该是一步到位，覆盖全岛？还是应该从若干空间点起步，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我个人认为，自由贸易港制度覆盖全岛理论上或许有道理，但实践上可能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制度剧烈变革所带来的风险。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在计划控制基础上所进行的改革虽然进行了四十年，成效也无人怀疑，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方式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本质没有变，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重大差别，由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落差太大，并且制度构成要素丝丝相扣，纠缠在一起，很难单个分离。比如税制，自由贸易制度下普遍实行以收入和财产为征收标的物的直接税，而我们现在仍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制度，如果自由贸易制度覆盖全岛，就意味着全岛所有经济活动都要实现间接税向直接税转轨，不征增值税立马意味着企业利润大幅上升，所得归谁？又如何向所得主体征税？政府税收损失又如何得到补偿？这都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搞定的。还有，从各种产品生产许可到高校招生名额等等各种数不清的经济社会活动，审批权都在中央各部委，要让他们形成共识，在如此大一个空间内实行不受控制或以另一种方式控制的全新制度，没有多轮博弈是不可能完成的。更不要说外汇进出管制等更复杂的问题了。而从局部开始，从特定空间点开始，建立拥有二线围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监管区内实行高度自由的贸易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税收、外汇管理等制度措施，采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策略，是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必然选择。另外，从制度施加作用的特定经济活动，也就是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来看，也都具有空间聚集形态，完全可以将这些主要经济活动的主体部分纳入到自由贸易港空间中去，分享自由贸易制度的红利。
（二）洋浦开发区是海南工业的缩影，也是海南纠结的源头
洋浦开发区1992年设立，是中国设立最早的开发区之一，当年曾经因一项将土地批租给境外开发商开发而成为国人争议的焦点，最后不了了之，开发搁置达十年之久。直到进入新世纪，才开始重新启动，陆续由工业项目进入，真正快速发展也就是最近不到十年的事情。目前，洋浦开发区已经拥有中石化1000万吨级炼油厂一座，并附带有年产百万吨规模的乙烯工程项目，有逸盛、特种油品等多家有较大规模的石化产品下游企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造纸企业海南生产基地、中石化香港公司海南油品仓储贸易企业等其他有影响的企业。2018年工业增加值接近140亿元，据有关方面提供的信息，洋浦开发区工业增加值占到海南全省工业增加值的50%以上，工业税收占到全海南省工业税收的比重超过40%。可以说，洋浦名副其实是海南工业的缩影。但洋浦工业也是海南纠结的源头，因为海南生态资源和宜居环境在全国独一无二，依托气候和生态资源禀赋发展旅游和休闲养老产业也是海南坚定不移的选择。工业会不会对环境，从而对这些依赖环境而发展的产业产生冲击？更何况洋浦工业以石油化工为主，很容易让人产生排放、污染和泄露等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恐惧感。洋浦的石化工业也曾一度走走停停，不敢迈开大步伐，直到2018年韩正副总理莅临指导，洋浦工业才有了方向感。
如前所述，以海南3.4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容纳上千万甚至数千万人口的潜力，海南不能像香港那样仅仅以贸易和金融立区，而以工业为基础，三产并举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所以，去工业化的思维是不符合海南发展实际的。而海南最具优势的工业无疑是石化产业，这是依托南海潜力巨大的石油资源，更重要的是拥有便捷的海上交通和良好的深水码头，以及内陆巨大的石化产品消费市场，易于直接从中东非洲南美等石油产地进口原油在此加工分销。所以，以石化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洋浦开发区是海南工业产业的最佳选择。环境方面，以现有的技术，控制排放泄露是没有问题的。新加坡以700平方公里国土，还拿出来十分之一即70平方公里建设裕廊工业区，可见工业对于一个区域经济体的重要性。据有关资料介绍，新加坡炼油能力位居世界前三，石化产业占到其工业的很大一部分。这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石化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并不可怕。所以，海南石化产业应以做大做强为目标，支撑海南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
（三）依托洋浦保税港区建设洋浦自由贸易港
洋浦保税港区2007年批准设立，位居洋浦开发区辖区内，面积2.3平方公里，拥有洋浦港和诸多企业自建码头。洋浦保税港区定位是通过广西钦州港及铁路连接重庆形成的陆海新通道，以及大宗商品物流中心。保税港区和港口的这一定位既适合于毗邻北部湾，是海上通向西南内陆最近的节点，又是可以与湛江、广州、深圳等广东沿海港口协作，优化配置运力和货源的重要海上协作港口，所以具有陆海通道及大宗商品物流中心和转运分拨中心的条件。
按照我们分析的点状布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最有可能第一批设立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点应该是分别位于东西南北四端的洋浦、海口、三亚和琼海，而且可以各具特色。三亚以旅游为主导，琼海博鳌以国际会展会议中心为主导，海口以金融贸易物流为主导，洋浦则以大宗商品物流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洋浦自由贸易港区域范围要么以现有的洋浦保税港区2.3平方公里为界，要么以拓展的30平方公里为界，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方案，在自贸港内实施高度自由的贸易制度，服务于开发区工业规模扩张，也为全岛航运、物流、贸易和金融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供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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