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发展报告
中原发展研究院 2017年6月7日
创新驱动、产城融合与郑州大都市区建设
一、创新是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一轮增长的根本途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产能过剩无疑是直接原因。近年来，无论是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走出去战略，还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的深改方向，都聚焦于化解过剩产能，解决过剩产能问题已成为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场攻坚战。
理论上说，局部的产能过剩源于暂时的结构失衡。在特定国家（区域）特定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上，对各种不同的存量产品需求有合理的比例，一旦某个或某几个产品产能爆发式增长，导致生产结构脱离平衡状态，社会特定的需求结构就难以消化其迅速增加的产量，从而造成局部的和暂时的产能过剩。新中国将近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上就有多次此类的失衡和产能过剩，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1988年的“过热”等等。化解此类失衡和产能过剩的方法比较简单，要么主动削减，以行政手段将过剩部门产能砍掉补到短缺部门。要么等待，等待市场压力机制遏制过剩部门的继续膨胀，以及短缺部门的加速生长。这两种方法最终都能使整个经济再回到平衡态上来。
全局性的产能过剩源于对几乎所有存量产品需求的饱和。对于一个国家（区域）来说，现有技术和资源条件下能够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得到了满足，继续增加的相关产品产能就具有全局性过剩的性质。我国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就具有全局性，不仅仅是煤、电、铝、钢铁、水泥等能源资源型产品产能大大超过实际需要，而且其他绝大多数生产生活用品也都处在饱和状态。实业投资机会稀少，大量过剩资本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和在房地产领域冲撞，就是此类产能过剩衍生出来的怪象。
针对此类产能过剩，等待不会奏效。因为在基础设施及其投资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能源资源型产品过剩是刚性的，基本等不来需求增长到与产能平衡的时刻。以行政手段从此类产业中砍去的过剩产能也很难移植到其他产业和产品中去，因为其他产业和产品也已处在饱和过剩状态。走出去通过外部区域消化此类过剩产能是有效的办法，但资本输出会受到区域范围和政局风险的约束，发达经济体需求有限，发展中国家常有政局突发事件。商品输出会遇到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和发展中国家的低价冲击都为我们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实际上，特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的全局性产能过剩，中国绝不是仅有的现象。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上，同样的现象，多个国家在多个时间点上曾经频繁发生。最早发生产业革命的英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在这样的状态，二次大战后经过二十几年快速增长的日本以及同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也长期处在全局性产能过剩的状态。他们的办法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将本国的过剩产能倾泻到境外区域，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使用的手段有差异而已。早期英国多用武装掠夺的方式开拓市场，二战后各国则多用和平竞争的方式。但最终往往会因为后发国家的模仿形成自我生产能力而逐步把先发国家挤出去，从而引发先发国家新一轮创新，并带来全球性的结构调整和新一轮增长周期。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特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处于全局性产能过剩状态的经济体越来越多，输出和倾泻过剩产能的地域空间越来越小，全球市场空间越来越拥挤。也就是说，目前的全局性产能过剩是全球性的，单个国家单纯依靠向外输出的方式化解过剩产能的效果是有限的。就全球来说，化解过剩产能唯一有效和根本的途径是创新，因为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带来新产品，成长出新产业，引领新需求，吸纳和化解存量产业中的过剩产能，从而开启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多次经历了这样的周期，世纪之交的个人电脑与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不过是创新和引领新经济增长周期的最新典型案例而已。
二、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核心城市的支撑
以计算机诞生为标志开启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当代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创新多集中于信息处理和信息传播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空间上则集中于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是这些都市区集中爆发式的大规模持续的创新活动，及其新产品新产业的快速成长带来的溢出效应，引领了全球和特定国家（区域）全局性的产业更新与持续增长。全球最著名的创新中心和新产业诞生与溢出地是美国的硅谷，也就是以旧金山为中心的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也正在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和引领产业更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头。
为什么当代的创新活动更依赖于由核心城市所构成的都市区？我认为，这与当代创新的特点有关，深入分析，大概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代的创新靠的是思想（idea）。现代化早期的创新大都集中在工艺技术领域，创新的直接目的都是提升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所以，创新往往是由经验丰富的一线生产人员或有机会长期对某种物质生产工艺过程进行观察和实验的技术人员完成的，他们一般不需要核心城市提供的复杂条件支撑。比如被认为是产业革命源头的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就是1764年由英国兰开郡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完成的。瓦特对蒸汽机的革新并使之成为推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利器，则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自己的一间小修理店中潜心实验几十年完成的。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一系列重大创新，靠的是发明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瞬间闪光思想的捕捉。这些首先在大脑中孕育的创新，既可以看成是聪明的头脑对复杂前沿知识体系冲击的反应，也无疑是拥有同样聪明头脑的特殊群体成员之间各种不同思考方向激烈碰撞的结果。而不管是前沿知识体系环境，还是聪明大脑的聚集，都需要依托核心城市运转的著名高校、高端科研机构和大公司总部所提供的平台来承载。这也是当代重大创新越来越依赖核心城市及其都市区支撑的首要原因。比如，当前使用最广泛的Windows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发明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最具影响力的网络社交平台Facebook发明人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其创新思想均形成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核心城市波士顿的哈弗大学校园。而同样伟大的创新型公司如谷歌、惠普、英特尔、苹果等则成就于美国太平洋沿岸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依托的旧金山都市区。
二是靠持续密集的风险资本注入。创新是一个包含多个复杂环节、持续较长时间、且充满风险的过程。从创新思想在头脑中萌芽到形成用途指向明确、功能完善的产品或运行方案，往往要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期间需要大规模持续的资本投入，这些资本不仅需要忍受较长的回流周期，更要准备承受失败和血本无归的风险。也因此有了风险资本的称谓，以便于把投资于创新型项目的资本和投资于普通项目的资本区分开来。当代创新是奇思妙想与风险资本的结合，风险资本的聚集是创新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孕育创新思想的往往是除了智慧大脑其他一无所有的年轻学子的情况下，风险资本和拥有判断力和掌控风险资本使用方向的投资家群体的聚集，就更是创新成功不必可少的条件了。而只有能够容纳足够多各种高端元素的核心城市及其都市区，才能拥有足量的风险资本和足够智慧的投资家，及时顺利地实现风险资本与创新技术的结合，实现创新产品大规模地产业化和市场化。据统计，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占了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被公认为“中国硅谷”的深圳，也被公认是中国风险资本和投资家聚集数量最为庞大的城市。
三是靠压力产生的动力。核心城市及其都市区要素聚集密度大，地价房价高，生存压力大，获取高收入的欲望强，收入压力大。同样，此类城市区域精英人群聚集数量大，知识更新快，岗位竞争激烈，就业和晋升压力大。外在压力最容易转化为内在动力，从而形成此类区域集合的创新冲动。上周去深圳调研，说到深圳的创新活力，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和在此工作的学生都不无感慨地说，都说深圳的创新活力来自于好的体制机制，实际上不是，而是来自于生存压力。在深圳每一个岗位上工作的人都有随时被淘汰的压力。这虽然只是感性认知，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驱动创新的内在机制。
四是靠完善的产业协作环境。当代创新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频率高、创新技术传播快、创新成果更新快。曾经风靡一时的VCD、DVD等视听产品，随着互联网的进步和智能终端的普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新世纪初期才刚刚面世的数字相机现在也随着智能手机拍照功能的进步而谈出了人们的视野。所以，现代创新产品必须迅速扩张规模，尽可能覆盖更大的市场，才能及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巨额利润。否则，就可能随时被传播、被模仿、被替代，或者被超越，致使自己的创新价值迅速消失。要实现快速扩张的生产经营和资本回收模式，就必须要在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环境，这样可以使得创新产品的生产过程迅速分解，形成庞大的分工协作体系，创新主体只生产和供应核心部件，而把大量非核心生产环节放到外围协作主题，从而达到快速膨胀生产规模和大幅度覆盖市场，收回投资并获取利润的目的。这种创新和产业运行模式的客观结果是：核心城市承担创新功能，不断推出创新型产品和产业，并承担创新产品核心部件的生产和供给者角色。周边区域则承接创新产品的非核心部件的生产与供给，同时承接因高频率创新而从核心城市挤压外溢出来的过是产品和产业。结果是形成核心城市与外围区域分工合理、相互支撑的都市区区域经济发展和运行模式。这也是当代经济运行最为典型的空间形态。
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及大都市区建设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归纳一下上面的思路：当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世界经济都进入全局性产能过剩的发展阶段时，创新就是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而创新要依赖核心城市所带动的高端要素聚集。正是核心城市创新孕育的新产品和新产业的挤压与外溢作用，带动都市区及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产业更新和产业升级，促成新一轮经济的增长。
硅谷可能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创新中心及都市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则是带动整个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创新中心及都市区。但这都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来理解。全球太大，各国情况也太复杂，经济不可能都靠一个硅谷来拉动。中国也太大，各地情况也太复杂，不可能都靠三大都市区来拉动。所以，正如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中心及都市区一样，国内除了三大都市区以外的区域也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中心及都市区。河南及其涵盖周边的中原经济区，有30个省辖中心城市、近30万平方公里面积和1.8亿人口，体量与日本相当（面积接近日本，人口是日本的1.5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城市及都市区。现在公认，这个核心城市只能是郑州，都市区只能是与郑州相邻的周边区域。国家层面相关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及涵盖周边开封、许昌、新乡和焦作四个城市的大都市区，郑州和周边城市及河南省层面也在积极谋划。问题是，郑州及其周边四市都是平行的省辖独立行政区域，在当前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尚未合理划分，与居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各类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主要由市县基层政府承担，市县财政收入主要由来自企业的间接税构成的情况下，都市区内各独立市级行政区之间围绕资源配置的竞争与冲突在所难免。所以，必须在战略上明确都市区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并据此做出科学且有约束力的规划。
据此，我们认为，考虑到五城市各自在都市区内的地位与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郑州除了倾力打造以空港、高铁客运及普铁和公路客货运为中心的强大枢纽功能之外，应该聚焦于以高水平大学、高端研究机构、大公司总部及其研发机构、金融机构等为代表的各类汇集创新型要素平台的建设与引进，从而尽快形成核心城市大规模创新功能，形成新产品和新产业高频率成长和快速外溢的态势，引领都市区乃至整个河南省及中原经济区产业更新升级和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发动机和辐射源。同时分流非核心功能，与周边城市形成分建共享、分工合理的协作关系。对周边四市来说，一是在枢纽打造方面也要分担各自的责任，分别在南、北、东及西北四个方向上构建次级外围枢纽，以环形轨道和公路快速通道相连通，形成对郑州核心枢纽的拱卫与支撑；二是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突出产业特色，形成核心城市外溢要素承接地及域外转移和聚集产业承载地，构成对整个都市区的重要支撑。具体来说，开封无疑应是都市区内功能最为强大的文化旅游休闲中心，应该以发展文化创意、会展物流、餐饮住宿等现代时尚服务业为主，同时兼顾科技研发、教育、医疗等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业，以及与核心城市龙头产业协作配套的先进制造业。许昌则应该是都市区内最大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新乡与焦作可能更适合成为都市区内的装备制造及化工、轻工业中心。
（供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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