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发展报告
中原发展研究院 2017年3月6日
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挖掘增长潜力
确保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
一、如何实现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2008年以前，依靠改革激发的动力和活力，以及开放输入的资本和技术，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带动资源开发和煤电铝钢铁水泥等初级产品产业的膨胀，支撑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累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结构性产能过剩突出，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基础设施相对饱和与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与工资成本上涨，使得经济发展势头逆转，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等金融危机后遗症持续发酵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面对新的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并据此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引领未来发展的新理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布局确立了发展目标与措施，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总抓手，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兼顾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培育新动能，推动了发展阶段的有序转换，克服重重困难，在全球低迷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
但是，把发展作为一个从贫穷到富裕，从传统到现代，从不发达到发达状态的过程来看，并且以目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为参照系来评估，我们目前人均GDP不足8000美元的水平，也还只是在半道上，距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即建党一百年也就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建国一百年也就是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理解，以经济指标来量化，前一个百年目标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乃至更多；后一个目标是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实现前一个目标，习总书记说“十三五”期间GDP增速不能低于6.5%。而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根据测算，今后30年年均GDP增速也要在7%左右。在阶段转换、阻力增大、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已经将近40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要实现上述长期增长目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然不容小视。
二、要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挖掘增长潜力
如何顺利实现发展阶段转换，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创新，通过创新，占据存量产业和产品价值链高端，提高财富创造能力。同时拓展产品和产业链条，打开财富创造新空间；二是深化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力和活力；三是开放，拓展市场规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好内部文章，挖掘内部增长的潜力。就我国国内来说，最大的增长潜力应该是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说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具有最大的增长潜力，最基本的理由是，发展实际上是逐步拉平差距的过程，全球如此，一个国家内部更是如此。就全球来说，如果没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存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没有足够的市场拓展空间，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没有低成本发展的优势及发展冲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不存在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就少了市场空间，不发达地区也就没有了低成本发展优势和动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巨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空间与低成本要素，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最大潜力。
就农村来说，潜力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城镇化本质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由于三次产业之间的劳动效率差异，转移本身就会提升效率，产生财富增值效应。农民进城也是增大城市市场规模，为二、三产业发展拓展空间的过程。农民进城还会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需求，从而拉动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农村现代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欠账很多，加大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将为投资创造巨大需求空间；三是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由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向规模化的家庭农场经营转换，将大大提升农业经济活动的效率。所有这些，都会为总体经济增长创造巨大机会，释放巨大潜力。
就中西部地区来说，除了农村蕴含的潜力之外，城镇化的较大空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会使整个区域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释放的潜力倍增。
三、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建议
为释放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潜力，使之成为支撑整个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动力，中央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增加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此建议：
第一，鼓励有稳定收入来源和稳定就业岗位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自愿迁徙入户，融入发达地区成为永久居民。中央应该出台相应的规定，废除目前各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的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入户的歧视性规定。这样可以避免中西部地区劳动人口外流过程中因家属不能随迁而丢下包袱给当地，拖累落后地区发展的负效应。
第二，在宅基地和耕地确权的基础上，在强化土地用途管理的前提下，应该制定相应办法，鼓励土地使用权流动转让。在不损害历史形成的存量权益归属原则下，促使土地权益与农民身份分离，建立进城农民土地使用权退出机制（比如重庆宅基地复耕地票流转机制复制推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第三，在现有支持和培育家庭农场政策的基础上，研究现有转让机制下家庭农场经营者因支付租金而导致经营成本过大问题的解决办法，研究专业农户避免成为永久“租佃经营者”的办法（研究有无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即让家庭农场经营者直接成为耕地使用权所有者）。
第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在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基本民生服务的均等化。
第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发展支持的力度，比如加强对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国家功能性资源和项目配置的力度。尤其是高端研究机构和高水平大学等对区域均衡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关键要素，要加大对明显短缺的中西部中心城市倾斜配置的力度。
（供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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