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河南日报》2019年7月28日第04版:理论·学术,整版刊发我院专家教授科研成果。
本文选自郑州大学教授 李燕燕 谈《转型经济的思维模式转变》。
原文链接: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19-07/28/content_356871.htm
以下为原文内容: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一个是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一个是宽松的货币投放。城镇化和货币投放这两个之间看似没有关系的概念,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相互嵌套,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土地资本满足了城市化初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城市是交易的产物。交易产生了最早的农村集市,随着集市规模的扩大,便产生了专门从事交易的商铺。于是,服务于交易的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衍生出服务于居民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随即产生,这就是城市的由来。城市提供了农村无法有效提供的多种公共服务和产品以及大规模的非农产业。而多种公共服务设施和大规模的非农产业需要实实在在落在地上,需要城市物理空间的拓展,由此引出城市化初期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但是,经济结构偏于重化工业,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循环,国民收入无法支撑城市化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巨大的集中性投资,城市化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首先就是面临如何解决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资金短缺问题,于是地方政府尝试着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开启了城市建设市场化经营的序幕。可以说,独特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中国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土地资本帮助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无论城市化的速度还是规模,都超过了改革之初最大胆的想象。也正是因为由土地自然要素衍生创造出来的巨额资本,使中国第一次拥有了向基础设施、高科技、军事等重资产领域投入的资本,进入资本生成大国之列。这是一条以土地为引擎的城市资本化路径。
土地金融膨胀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人们通常说的土地财政,其实称为土地金融更为合适,因为土地附加了信用功能和金融属性。而信用不同于商品,信用意味着可以购买或卖出预期收入。在金融方面,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以银行体系为主导,先由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再由商业银行向经济主体进行信用扩张,这就形成了同业间货币市场利率和社会融资的信贷市场利率两种不同的利率。而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不直接对准实体,这也使人们往往误解为巨额的货币直接投放到了市场。其实,央行投入的基础货币表现在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导致商业银行比较容易在同业间融资。这样一来,央行货币政策越宽松,就会导致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越低,商业银行就越有冲动在同业间融资,追逐廉价资金。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逐利行为,势必会让商业银行追随城市资本化路径,直接带来的是土地附着物房地产相关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比例持续攀升,甚至中国经济潜移默化地受着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且房地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有着明显的效应;另一方面,当传统的信贷投放不能满足不断升高的融资成本和收益预期时,反过来会更加强化商业银行增加同业存单、同业理财、资管计划等金融产品,影子银行业务因此兴起膨胀。由于影子银行具有天然的“杠杆化、泡沫化”倾向,于是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敞口增大。原本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直接传导通道便被改造成了密实的交叉网络,更加推动了货币市场与社会融资之间受阻,对产业资本产生了极大的挤出效应,导致资本结构错配,杠杆率不断推高,加大了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资本超前的预支一定会使城市的门槛不断加高,一方面造成农民进城的阻力不断增加,一方面在较短时期内很难完全实现农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城市建设的高度现代化与落后的乡村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的就是高质量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从土地融资规模思维转向创新驱动流量思维
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今天,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已不是主要问题,应该关注的是城市空间的经济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创造的价值量和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目前,城市正处于转型阶段,城市建设开始由高点降落,进入运营阶段,而运营阶段是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来维持的。建设靠投入,运营靠流量。中国城市建设的资本缺口阶段已经开始逐步过渡到了城市运营的现金流缺口阶段。但是,土地与股票、债券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次性的获得总量,而股票、债券在于流量。股票、债券根本来源于实体,真正能够创造现金流量的是实体。然而,城市超前土地资本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未来预期收入的减少。显然,简单粗放的土地信用扩张机制已很难持续。挣钱为了花钱,挣得多便花得多;花得多,则需要挣得多。这两句话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不同的。前一句是基于过去的积累,后一句是基于未来的收益。正如前述,城市最本质的功能是提供生产、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特别是交易平台,其深层次内核是效率,是服务于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放眼全球,无论纽约、伦敦、东京还是国内的北上广深均是如此。不同层级的城市依次提供适合本区域的交易和公共服务,产业链条则依附于不同层级功能的城镇与乡村。然而,提供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是需要花钱的,目前面临的矛盾焦点不再是资本不足,而是收入不足,是现金流不足以覆盖一般性公共服务的支出。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要想提升空间经济密度,增加每平方公里创造的价值量,增加现金流量,只有大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动能,才能增加信用的预期收入。否则,由于技术进步使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成为可能,以信用为锚的记账货币很容易成为疏远于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这就需要不断创新高效的经济新动能,创造足够的预期发展空间相嵌套。同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货币市场利率与市场信贷利率并轨,缓解利率约束,让淤积在银行间市场的货币传导出来,注入实体经济,促使金融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实现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满足转型经济成本结构的变化,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