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全球经济之舟需要寻求新的锚和引航者。中国是未来世界经济航行中的重要新锚和牵引机，河南自贸区是构成新锚和牵引机的关键支点。
工业革命使世界经济中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百多年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很长一段时间在北大西洋两岸，西欧诸国和北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但由于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并未能改变世界经济格局。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大国的整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奇迹性发展，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这种转移的导火索，也是这种转移的表征。东盟加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多于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贡献率逾半数，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中国因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指数分析中的重要变量，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果说“一战”后因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东岸（西欧）向大西洋西岸（美国）的那次迁移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当前正在发生的这次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已远超上次。
经济重心的转移伴随着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经济格局的改变使全球经济出现动荡，原来世界经济的领跑者会逐渐落后，甚至可能成为阻碍世界发展的来源地，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全球经济之舟的平稳航行需要寻求新的锚和领航者。中国是太平洋西岸重要国家，40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已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巨大，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力量。中国将逐渐成为稳定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在自身高质量发展中让世界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航者。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演变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合作方，改善了周边环境，促成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胜任世界经济之锚和领航者，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开辟发展新空间，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渐从出口数量型发展向分工价值链提升转型。这需要中国确保稳定的资源供给与海外市场的稳定性，通过国际并购迅速获得国际成熟大企业全部高级生产要素，包括技术、品牌与全球经营网络，通过绿地投资与各种方式实现国内有显著优势的产能国际合作。为此，中国需要一个走向世界的桥梁与平台，这个平台能够提供本土跨国公司发展的完整的支撑体系。中国自贸区（港）设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建设这样一个平台。河南自贸区的设立代表着这一平台的扩展和增厚。河南自贸区在扩大开放注重引进来的同时，大量改革创新所瞄准的正是这一平台目标。河南自贸区的不断发展和持续完善，可以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二、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多极化呈现的新态势将导致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构。中国自贸区（港）是世界政治新格局形成的国内战略支撑，河南自贸区将是构成这种战略支撑的关键节点。
殖民体系瓦解后政治、经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上的弱势，在全球政治治理也处于弱势，在国际事务上没有更多话语权。21世纪以来，发展中大国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经济总量和全球经济贡献率开始占据优势。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地位上升，全球经济治理构架开始从G7逐渐向G20演变，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主导向全球共同治理转变。1991年两极格局解体，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在“一超”与“多强”激烈的博弈过程中，单极“梦想”日渐遥远，多极力量日益增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已成为推动多极化趋势的中坚。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地位不断上升，作为西方重要力量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地位日益下降。自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从40年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上升到2019年的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9%，连续13年世界第一。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一方面，美国把中国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裂隙加深。目前，美国与中国贸易摩擦不断以及与盟友间隙的加剧，并不是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决定的，而是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的必然体现，无论美国总统是谁，这种摩擦和间隙一定都会出现。
中国既是发展中大国，也是多极力量中成长最快的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崛起后的大国关系重塑和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必然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构中寻求自身定位和作为。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需要不断深化大地区主义战略，快速争取成为东亚、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强国；密切与第三世界国家联系，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真正崛起延长和拓展更多的和平稳定的时间与空间；加强同新兴大国群体的交流合作，逐渐改变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利用经济演变形成的大势，凭借各种可利用的适度的方式，改造当前泛欧国家（美日欧）主导国际体系，推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寻求中国自身国际经济和政治利益。“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中国自贸区（港）的成立等是中国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步骤，未来会出台一系列的战略布局。中国自贸区（港）的设立为这种世界政治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国内战略支撑空间。“一带一路”、中国自贸区（港）以及未来系列对外战略布局的国内目的和效应是平衡如今经济重心沿海化、东西部经济状况严重失衡的局面，建立东西、海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亚欧大市场的协同联动。河南自贸区正处于我国东西部的连接和枢纽位置，是构成国内战略支撑的关键节点。
三、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增长格局演进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国际经济社会将掀起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我国抓住主导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机遇的需要。中国自贸区（港）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途径和阶段性主要内容，河南自贸区是我国开放在内陆深化的典型，也是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进程的主要一环和重要体现。
全球化是国际经济政治联系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经历过三次全球化浪潮。1776年至1945年是第一次全球化，其经济形态是殖民经济。第一次全球化是科技和工业推动的，以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以战争手段作为扩张方式，以殖民地模式作为权力统治和控制方式，用简单粗暴的商品贸易作为利益交换和掠夺手段。第二次全球化是从1950年到现在，其特征是以国际贸易的方式推动，以资本为纽带，在全球经济秩序推动和维护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创建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初露端倪的第三次全球化的浪潮将会是资源的全球化整合，其中主要是技术、市场、资金、劳动的全球更有效率地进行配置并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整合。第一次全球化的重点是资源的全球掠夺；第二次全球化强调的是不同的国家根据其具有的生产比较优势，生产不同的商品，然后进行自由贸易；第三次全球化所强调的是，整合生产同种商品但具有不同竞争优势的厂家，获得生产该种商品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质量。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核心是殖民主义，主导方是欧洲或者英国；第二次全球化由美国所主导，遗产就是自由贸易；中国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巨大的累计资本和快速发展的技术，将传统优势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互联网产业的全球化市场布局，产业互联网寻求全球技术和资源，全球产品、技术、服务人才与中国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融合，形成中国的优势地位。
西方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在美欧力推全球化的强势话语和规则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微弱而边缘，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消化问题，刀刃向内。但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甚至企业竞争力强大到已危及曾经强势的竞争对手时，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力量必然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而发生改变。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的重组，为中国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遇。中国要引领第三次全球化，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在全球的配置，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推动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使全球化进程健康发展。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从政府管理体制上实现透明、规范、法治化、国际化，以实现与全球化制度趋势相兼容。设立自贸区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实践，她在理念上于从政策激励型开放转变为以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开放水平，在思想上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揭示了改革与开放在新阶段上的深刻联系，在战略上以个别地区的探索试验发现风险、创造经验，以推广复制实现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目标。河南自贸区试验就是以对标全球化新规则全面推进改革创新制度，因此其不仅是中国扩大开放的实践，更是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进程的主要一环和重要体现。
四、本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持续推动产业革陈出新和生产力跃进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演变。自贸区（港）是我国参与和主导第五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战场，河南自贸区形成了这一战场的战略纵深。
科技革命及由此引发的产业变革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和直接推动者。人类曾经历过四次重大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时代，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电力、钢铁和重型机械制造时代，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本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是第五次科技革命，它对产业变革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有可能超过之前科技革命。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举凡世界强国，都是能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军事优势的国家。而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本世纪已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创新力强大的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正努力向科技产业变革的第一方阵进发。
正在形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兴国家跻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之列，将有助于提升其综合实力，助推其发展进程；这些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经验，也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市场潜能引发的规模效应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将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谁能抢占科技高地，谁就有可能站在产业变革的前沿、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地，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第五次科技革命导致世界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发展科技带动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固有优势巩固其领先地位。为了将多数发展中国家遏制在产业链低端，一些发达国家科技竞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干扰正常的科技交流，到利用非法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再到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企业与个人，威吓其他国家切断企业之间正常的合作等等，竞争越来越超越科技本身，非正当的手段越来越超越底线。我国的科研创新已经进入由市场规模推动的内生增长的时期，科技发展趋势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强化，并形成正向反馈效应，中国必然会成为主导第五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并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主导的。自贸区（港）是我国参与和主导第五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战场，河南自贸区形成了这一战场的战略纵深。自贸区的金融和投资自由化改革将加快开封的产业升级步伐，高端产业、高端人才、高新技术的大量涌入必将激励更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革新，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和转型，随之产生“跟随效应”，有利于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五、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演变导致全球治理核心主体成本收益格局的改变，解决由此产生的矛盾需要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中国方案。中国自贸区（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基，河南自贸区是建筑地基的一块重要基石。
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全球治理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组织构架和制度安排。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由在国际经济政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构成，有他们制定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其成本收益格局。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方面，各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全方位交流使人类的命运逐渐形成一个休戚相关的状态，人类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利益协调一致的全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使以前的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了不利的改变，从而会导致一些国家极力阻挠面对正在出现的新的经济社会矛盾和变化。国际社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些国家可能在一些消极力量的作用下，迷失在旧的国际政治的逻辑中，还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在积极力量的领导下，向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道路迈进。当前情形下，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且日趋复杂，特别是在需要更多协调的经济、安全和气候治理领域，现有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格局。需要顺应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的国家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影响世界历史的走向,改变未来的全球格局。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从2013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2015年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再到2017年的瑞士达沃斯日内瓦，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向世界各国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正式向全世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内涵，呼吁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回答了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提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把自身发展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愿同各国坚持平等互利,同享机遇、共担责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坚实地基，而中国设立自贸区（港）就是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基。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自贸区（港）突破了国际经济中自贸区的一般功能。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发展部署，而是为全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试验，复制推广为试验的根本目的，而不是以自贸区本身的发展为目标。河南自贸区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入的范围，广泛地涵盖了政府职能转型，金融改革创新、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对外投资支撑系统构建、与自主创新联动等多个方面。河南自贸区不是一个简单封闭模式，而是实现了区内外联动模式。自贸区（港）构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全方位接触的纽带，从而构成了由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地基，而河南自贸区正是构造地基的重要基石。
六、现代国际竞争已经上升为国家整体竞争。开启国家强盛路，需要创新战略重塑优势。中国设立自贸区（港）就是要形成我国制度竞争与战略竞争优势。河南自贸区是构建这种优势的重要支撑和主要内容。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也意味着由大走强历史阶段的开始。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梦”，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及其建设强国的性质。
走上强盛之路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主题不再是解决温饱、扩大规模，而是要全面地超越发达国家，要从廉价商品的竞争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现代国际竞争已经远不只是商品市场竞争，而已经上升为国家整体竞争，这种竞争必然是制度竞争与战略竞争。现代经济强国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当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深化，新产业革命初露端倪之时，科技创新成为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成败的关键。
跨国经营是全球化时代企业的普遍经营模式，一批大型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是经济强国的一个缩影。当条件与需要同时形成时，中国对外投资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一大主题。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发展的综合环境，在金融体制与货币外汇体制上支持企业对外发展，通过金融贸易商务法律等现代服务支持企业对外投资，这些构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角，以国家综合市场体系培育为内容的新竞争模式。现代国际竞争的另一特点是特大城市之间的竞争。特大城市的综合功能及其高水平发展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其集聚的新科技、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代表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
当中国走上强国之路时，需要再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特大城市中集聚大企业与先进科技。河南自贸区从一开始就聚焦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对外投资，把区域金融贸易中心、现代制造业与高科技发展园区全面整合起来，形成自贸区试验与自主创新形成“双自联动”，成为国家强国战略的缩影。河南自贸区的设立，形成了从北到南各具区域特色的发展新格局，内陆地区也成为了改革开放促发展的前沿，开始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
七、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准和主要体现。中国自贸区（港）是我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平台，是增强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窗口，守卫我国文化安全的前沿哨所。河南悠长厚重的历史决定了河南自贸区是传播、守护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战场。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一个大国发展兴盛，必然要求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相得益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不能停留在舞个狮子、包个饺子、耍套功夫上，不能满足于向国外提供一些表层的文化符号上，关键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传播出去，转化为影响力，形成国际话语权。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效应，这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提供了重要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传播同样重要色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对外开放，越要重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当前，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中国自贸区（港）是我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平台，是增强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窗口，守卫我国文化安全的前沿哨所。自贸区通过与国外的密切联系可以广渠道、多主体、泛形式、全方位提升我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拓展创新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提高文化贸易竞争力，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发展创意产业，实现战略创新，贴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进行传播和贸易，创造品牌，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充分利用国际文化贸易平台，提升文化技术，实现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河南悠长厚重的历史决定了河南自贸区是传播、守护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战场。
八、新时代，改革开放之间的互动机制需要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再次构建。自贸区构建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协同推进的互动机制。河南自贸区意味着改革开放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的协同推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与成功法宝，二者分别从不同的功能上推动了发展。实践表明，改革与开放是互为前提的:改革为开放准备了条件，开放使改革更具动力。改革推进了市场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土地市场化，增长创造的购买力使国内市场对外资及进口更具吸引力;参与国际分工使国内市场化加快，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外资流入加速了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因此改革与开放始终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然而进入新时代后，改革开放二者的互动机制却又需要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再次构建。由于改革面对利益调整的难题，缺乏动力，需要借助全球化深化的外部压力来推进;开放需要提高到新的水平，核心是国内在管理体制意义上而不是政策倾斜意义上具有开放性，这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因此，改革与开放从先前各自具有动力可以平行推进，转变为需要互为动力协同推进。
自贸区就是为实现改革开放协同推进构建互动机制的合适平台，因其同时承担了扩大开放与推进改革的双重使命。在这里，开放与改革的关联，对外资外贸的管理与对国内企业市场的管理体现出高度同一性。河南自贸区意味着两者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的协同推进。河南自贸区从事前审批改革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标志，意味着政府改革从审批限制型体制向监管服务型职能转型。河南自贸区并非仅仅致力于几个新领域的开放，其核心是参照全球化的新规则探索其内涵及实现方式，意味着我国开放模式从消除内生性障碍向对标全球化规则转型。河南自贸区并不是制造政策洼地，而是力图建立一套公平的经营环境、透明的监管服务制度和便利化的国际营商条件，意味着我国开放的推进方式从政策激励性传统向体制建设性创新转型。
九、科技和产业竞争最终取决于人才竞争，而人才流向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流向。中国自贸区（港）可以发挥国际人才蓄水池和涵养地的作用。河南自贸区有利于国际人才资源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国际人才的流动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流向。随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国际人才流动的方向也会相应发生改变。我国人才流动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变而经历净流出、流出流入平衡和净流入三个阶段，我国目前基本处于第二阶段。随着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更迭和自我增强的内生科技增长趋势的形成，我国可能很多过渡到第三阶段。
那么靠什么吸引人才？也要开放。开放的人才政策、开放的人员流动环境、开放的人员使用，符合国际惯例的人才使用制度，再加上优良的生态环境，以及不断改善的教育和医疗公共卫生水平，会使自贸区成为国际人才的储水池和涵养地。我国人才，特别是国际性人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对国际性人才的吸引力低。国际性人才匮乏是制约河南发展的瓶颈之一。河南自贸区的设立可以使河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实行特色化、差异化人才发展策略，构建梯度推进、层次分明、因业聚才、注重实效的国际人才体系，积极吸引海外的高端教育、科研机构进入自贸区发展，为河南未来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河南自贸区有利于国际人才资源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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