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渡过新中国70年大庆，举国欢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回望世界，20世纪70年代，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失效。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强推改革，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同时采用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78年中国拉开了史诗般的改革开放序幕。大国共同融入世界变革发展洪流，看起来是一种巧合，但也是历史的选择。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傲视全球，中国面临着重要的关口，92年邓小平南巡，这个时期外资继港资之后开始大规模地涌入中国，掀起新一轮投资潮。“大包干”下的地方政府的锦标赛，各显神通，力争上游，而中央财政吃紧，甚至得向地方借钱，94年实行分税制，当初为了解决中央调控弱的分税制，没成想成全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中美苏战略三角失衡，中国开始独自显现在美国面前，也就注定中美十年的蜜月期的结束，96年发生了台海危机。而东边邻居1985年的广场协议，虽给其日后国内泡沫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是重要作用，但也迫使其国内企业转型升级，从下游消费品转向上游升级，所谓的上游则是基础性技术创新。这一点似乎被国内所忽视，都去盯着那十年泡沫了，其实，我们所熟知的日本大企业已经成功转型。此外，升值也推动了日本海外扩张的规模，拉动了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然而，时光走到了1997年，美元升值直接导致了东南亚资金外流，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显示大国风范，绝不贬值，银根不松，倒逼国内改革，尤其是国企剥离不良资产，推动国企上市，化解债务风险。同时，推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到了2001年，911事件从天而降，已经有十多年的谈判，三个月后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投资井喷式增长。此后七年，中国进入全球化辉煌期。中国是美国的工厂，美国是中国的市场，推动且强化了里根大循环效应。在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盘，70年代的滞胀，里根上台以后需要重构主导世界经济体系。里根大循环让美国重新找到了一种领导全球化的方式，强美元、强金融、强科技的全球化游戏规则。资本账户盈余，经常账户恶化，高贸易赤字、高政府负债。同时，美国精英集团也认识到了虚拟和制造业的脱离，社会的二元结构性问题凸显，试图通过“两房”来解决基层民众的住房问题。但美国成熟的金融玩家炉火纯青，不会放过资金池链条的任何衍生，赚取资本利得。
2008年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中美联手逆周期调节，中国大方出手四万亿，商业银行加足杠杆，各地投融资平台火速增加，经济杠杆率迅速猛增。美联储同时推出量化宽松，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元是国际储备性货币，可以向全球市场释放流动性，而美国商业银行逆向选择，使美国经济快速去杠杆。而中国的大水漫灌，并没有冲出一片森林，而是形成了诸多的“堰塞湖”。也算是交了一笔厚实的学费。至今，斯密的分工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阿罗的经济增长“干中学”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采用，依次登场。回首望去，2008年的这次危机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大调整时期。中国出口贸易断崖式下跌，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要发生变化了，出口大国、创汇大国转向投资与内需，大规模的基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边际效应弱化，而内需则是个慢变量。但问题在于，一时还不能让池子里的水突然枯竭，外部断流内部开闸。2008年之后的十年，是经济膨胀的十年，必然也是金融化的十年。房子一开始就是用来住的，94年的分税制、97年的市场化、03年的招牌挂，房子随着实体增长而发展。到了08年经济下行转向土地融资、资本套利，“脱实向虚”由此产生。而我们大洋对面的大国经历了由自身燃爆的危机，社会割裂的矛盾也为后来特朗普上台打下了社会基础。
又过了5年，到了2014年，201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出“新常态”，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2014年7.3%的GDP第一次跌破2013年的7.8%心理预期位。这一年对微观企业主体来说，可谓是非常困难的一年，M1跌到仅剩到一点多，M1代表着微观主体的活力，M1低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低，投资意愿下降，经济增长放缓。2019年爆雷的上市公司里，多数都是在2014-2016年做过类似转型、并购、重组的相关方案，并最终由于这些极度占用现金流但又无法产生足够利润的方案，毫无悬念地爆雷。2014年以后，首富们纷纷出事，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就在2014年这一年开始出现打破刚兑，拉开了信托违约的序幕，债券市场首次出现实质性违约。
紧接着2015年股灾，2016年债灾，出现“萝卜章”事件。2016年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金融大出清，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元年。09、12、14年三轮宽松货币刺激效果越来越弱，2016年宏观政策转向双紧缩，金融监管和财政整顿，给经济挤泡沫降风险，结构在阵痛中艰难转型。2016年成了金融周期的拐点，金融增加值在GDP占比开始下降，最高达到8.35%，比美国金融危机和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时还要高。资产端泡沫的退潮，且在经济下行周期，资产端收益比资金端的成本下降更快。而此时的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升值导致虹吸效应，资本外流，给中国稳外汇带来较大的压力。中美遭遇了经济周期背离冲突，在最艰难的关键时期，美国战略性地发动了对中国贸易战，中国沉着应对。
2017年金融严监管年。严监管使金融周期正式进入下行周期，开始收缩。2018年爆雷明显增加，这也是自然的结果。安邦被接管标志着金融去产能拉开序幕。2019年风险开始扩散到部分小银行，包商银行托管，锦州银行重组。三大攻坚战，我们只能取胜，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进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我们如何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参与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体系？如何从政策依赖型、投资刺激型、债务拉动型转向竞争型、创新型、内需拉动型？自贸区、创新示范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相信一定可以为新时代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
李燕燕 郑州大学教授
写于201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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