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一个完全封闭的区域内，分工仅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结构以生存需求为基础和目标，生产和消费在一个家庭组织内部存在；当人们的需求不能由单独一个家庭来满足时，就逐渐演变成家庭之间的分工，由单一家庭同构的状态演变为社会成员分工异质的状态，有务农的，有生产农具的，有纯做生意的等等，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显然，分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等量的原有产品就需要更少的人力，使得一部分人力可以用于新产品的生产上。
同样，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的产生，代替了个体的生产与交换，由于社会多元需求的不断诱致，促使企业数量的增加，生产的扩大，交换频率的提升，在社会分工网络中使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边界都向外扩展。即当交易效率上升时，人们会选择高一些的分工水平，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工具的效果就会凸显。
在这个过程中，究其背后分工之所以能发生，以及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根本在于支撑分工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如，与农耕时代小规模家庭经营组织形式相对应的是畜力和手工工具技术；而工业革命的演化过程则更是与技术进步的路径一脉相承，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系列新产品诞生，以“工厂”为新组织形态，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发展到“电气时代”，廉价高效的能源触手可及，以电力电器为代表的系列新产品诞生，将众多经济单元联结在一起形成的庞大产业组织。由工业革命发展到信息革命，归为“第一次信息革命”和“第二次信息革命”。“第一次信息革命”是“计算革命”，是“IT（信息技术）时代”；“第二次信息革命”则是“数据革命”。
从社会及技术进步的演化中看出，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和改造往往是从生产领域开始的；而信息革命，特别是本轮数据革命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和改造则是从交易领域开始的。这一点很是关键，由于以往的技术进步作用于生产领域，准确地说就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表现出来的经济形态则更加注重专业化，使得生产链条上的垂直分工更加细化，衍生出来的各种业态之间的竞争，体现为相对独立的产品之间的竞争，是物与物之间的竞争。
当技术进步把交易障碍的最后一公里彻底打破了的话，实现了面对面有形场所交易的替代，中间环节被大大压缩甚至完全消失，这样一来，中间环节的实体商业业态萎缩在所难免，随之从为了便于交易中而衍生出来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说，“云计算+大数据”替代“计算机+软件”改变了技术发展轨道，万物智慧互联、平台引领的商业生态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与原有经济体系注重“行业分工”不同，新经济更强调“平台共享”的重要价值，即从行业分工到平台共享。如果说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界限泾渭分明，那么，在新经济格局下，农业与服务、制造与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行业之间的跨界现象日渐显著。既然是跨界，那么就要共享，就要彼此联动，最终从融合中达到共赢。由单纯的物与物之间的竞争，则更加注重要素整合+服务的竞争。
因此，跨界、联动、融合是发展的趋势。
郑州大学教授、中原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李燕燕
写于2018年1月2日
院长寄语
智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