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分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胡晓鹏主旨演讲
（2018年11月10日于杭州）
2018年11月10日，由中原发展研究院和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两宋论坛”在杭州隆重开幕。
在“两宋论坛”学术研讨会——经济分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国情市情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晓鹏 发表了主旨演讲。
以下为发言内容：
浙江省发展环境良好，七山二水一分田，造就浙江的奇迹。改革开放基层的创新来源于浙江，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台州模式，到最近的马云模式，每一种模式在中国的大地上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涉及到就业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浙江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创新精神？大市场小政府所带来的创新精神，也许是土地本身所赋予的基因。这一年来做国情方面的调研，去了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心得。
城市发展模式在新时代发展瓶颈的三个背景：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
第二、城际铁路以及高速铁路网的快速发展
第三、互联网现象的发展跨越行政边界经济流量的规模和流速
中国5代城市的发展模式
从1952到1978称之为中央主导型，实际上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也许个别地方有自主权，但是不那么明显。今天大家说宋代怎么好，提到在宋代只有中央没有地方，物资从地方运到中央，从中央再返回，对帝国的稳定有帮忙，但是帝国经济效率发展非常低，所以王安石的改革核心是金融创新；从1978年到1984年是政策聚焦型模式；从1994是横向竞争型模式；2012年是总书记很明确进入新时代以来，是央地战略合作型，很多地方都在套取国家的红利，当然仅仅按照中央要求去做，本身是好事，不是坏事；到2035初步实现所谓现代化大规模协同型。
第四代城市发展模式是京津冀、长三角一体化，围绕四大发展战略，全国从中央正在下的城市群的一盘棋，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甚至包括五线纷纷在他们的城市规划报告当中，发展的规划中都提到了要和国家战略对接。
未来的格局，还需要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未来的一线城市可能过去的提法就会不太适合实际，实际变成了一线城市为代表的战略核心城市，二线城市为代表的战略节点城市，像武汉、郑州、云南的昆明是战略节点城市。三线城市为支撑的战略型被辐射城市。四线城市以战略为导向战略边缘城市，当然产业布局包括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有自身的特色。所以今后讨论城市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问题：风险。
第一个问题，战略合作转向战略冲动。战略冲动从原来的行政、市场格局引发战略格局，从而破坏整体战略的协调性，可能从所谓的战略性投资冲动引发所谓的债务风险等等，城市发展新一轮的机遇，其实在这个背景下越走越窄，这是我们必须全面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战略主导背后一定是国企主导。战略冲动引发国企主导，挤出效应出现。以上海虹桥为例，北虹桥的规划是在我的主持下和地产集团沟通多次，要站在市委市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已经在各个地方通过功能型的投资做大国企。
第三个问题，战略冲动与城市分割的问题。从区里面逻辑来讲不能够否认人口的外溢对欠发达地区带来的好处，核心点有两个：第一个是人和资本走出去后，替代型产业在成型之前利益如何补偿，第二个自身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很多产业发展上受中央相关产业规划部门整体政策区域分割式的政策，如果走不出这个区域，怎么能够作大，这个里面能够产生风险，一个大城市功能不强，第二个周边城市产业不大，最后带来一个问题所谓城市均衡性低水平发展限制，这个问题值得在座各位一起共同思考。
怎么打破，其实取决于战略有效性，需要要统筹产业分工，以产业分工它的有效性来达成。实际上所谓产业分工有效性问题包括统筹机制、监督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等，一系列改革的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2018年11月30日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两宋论坛会议内容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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