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点

张大卫:城市创新与人力资源瓶颈

信息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 2018-11-14

——在中国城市学年会·2018上的发言

(2018年11月11日于杭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

在这里,首先要祝贺2018中国城市学年会的顺利召开!杭州水秀山明、人文荟萃,每年都会有很多关心城市学发展的领导、院士、专家、学者莅临年会指导,每年参会我也都有很多新的收获,很受启发和鼓舞。今天,我想就城市创新与人力资源瓶颈问题向大家做一个交流汇报。

一、关于城市创新

与城市更新主要是指城市改造不同,城市创新,是指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管理的动力,促进城市调整改造升级并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当前,我国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及街区改造、智慧交通、绿色低碳城区发展等领域,加快了城市更新的步伐,并形成了一批堪称为样板的典型。但在城市创新上,我们很多城市才刚刚起步。

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顺应技术进步的趋势,在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上下大功夫。同时,要尊重以人为本的规律,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生态宜居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市场商务成本,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和预期。

在昨天召开的“两宋论坛”上,我们回顾了北宋、南宋时期两座可称之为国际大都市——汴京(开封)、临安(杭州)的往日辉煌。这段辉煌的历史是怎么创造出来的?现在看,应该是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结果,科技的进步、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交通的改善、政府管制的放松,促进了这两大都市文化的昌明和城市的繁荣。

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再出发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一进程中,城市仍然发挥着聚集能量、提供动力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与1000年前的宋朝比,城市在创造财富、促进增长、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主导作用将越来越突出。知古鉴今。我们既要传承当年汴京、临安城市发展的精神特质,更要不断创新,才能不负于时代使命。

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需要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来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谁拥有更为雄厚的产业基础、技术积累和良好的创新环境,谁就拥有更强的驾驭时代、走向未来的能力。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在推动产业创新的同时,必然会强力带动城市的创新。当前,城市创新往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城市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组织下,释放创新潜力,营造创新环境,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不断改造传统产业和业态,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大数据,促进网络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高度融合。强化创新基础建设,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延揽,重视前沿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应用,搭建好与国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社会创新体系紧密衔接的城市协同创新机制。

2.推动城市功能的更新。城市功能更新也应是城市创新的重要内容。它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手段,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宜居程度、增强城市居民文化归属感(我的城市、我的家园)为目的。

主要做三件事:

一是提高城市规划的创造力,通过战略规划、空间规划来引领城市发展方向并设计走向未来的路径。我们的城市要更加注重走内涵型、质量型、科技型的发展道路,因而在规划中要注重提升城市的经济密度,要对其进行科技赋能。

二是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包括智慧城市建设,放松政府管制,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信用体系建设,宜居的生态环境,节能和环保改造,改善城市外部与内部的交通等。在管理上,要注重通过精细化来提升城市的品质。

三是住房保障和资源优化配置,调控好房价,避免畸高的住房成本对人才和资本产生挤出效应。通过上述措施,使市民享受到“低商务成本、高品质生活”的福祉。

3.唤醒城市的消费。要创新城市消费方式和模式,增加城市的时尚元素,通过开放和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休闲度假等产业,提升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使中心城市首先成为区域和国际化的“消费中心”、“时尚中心”。据日本野村证券分析,日本采取放宽签证措施以后,访日外国游客由2010年的750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3250万人,消费额由约68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约2760亿元人民币,是7年前的4倍多。这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4.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显现和人的健康生命周期的延长,我国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我们的城市、市场、产业和制度并未对其严峻性做好准备。要在适老型城市规划、养老产业发展、护理与培训、儿童教育等方面早做筹划。

日本近期提出了“社会5.0”的战略,在这方面已有长远的战略安排。我们要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引入国际资本、机构及比较成熟的模式、产品和服务。目前,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要积极探讨将现有养老、医保与市场保险相结合,建立适应国情的健康、医养、护理保障体系。

5.形成有归属感、认同感和感染力的特色城市文化。要妥善把握历史及现代的关系,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历史遗迹遗址及文化资源,注重发挥各类博物馆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纽带作用,增强民众文化生活参与度和对城市文化的体验感。要特别重视历史人物、近现代构筑物、街区、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产品与服务等相关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在尊重历史风貌和现有风格的同时,严控有违和感的建筑与社区建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城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日本提出的建设“银色智慧城市”;新加坡建设以医疗和交通为重点的“世界一流智慧城市”;哥本哈根建设“碳中和城市,实现城市整体数字化”;巴塞罗那推进“中世纪世界遗产与未来城市共存的复合创新城市”;德国博特罗普市建设以节能、智能、数字、环保为主题的“鲁尔区创新城市”;仁川的“松岛新城”等。

这些城市的探索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杭州市的很多经验也蜚声中外。近年来,杭州市在用互联网打造居民便捷生活、快速交通网激发城市发展活力、车联网促进智慧交通产业发展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值得各地认真借鉴。

我国的城市应在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推进城市创新、更新上步子再大一点。这样一能促进有效需求,二能激发有效供给。在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同时,更能把科技进步的成果和政府改革的效果变成城市居民的福祉。

二、关于人力资源瓶颈

产业和城市的创新发展,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必然引起人力资源结构与供需关系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从需求侧看,据智联招聘的统计信息,一些快速发展的新经济、新动能行业,求人倍率(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显著偏高,如表1所示:

表1:2018年第三季度就业形势较好和较差的行业排名

但实际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受新技术革命冲击较小的传统产业的求人倍率也出现了升高的趋势。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显示,日本2018年8月有效求人倍率比2013年8月明显升高,如表2所示:

表2:日本有效求人倍率上升情况

从供给侧看,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会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大规模替代。

二是如何引导就业人员顺利实现“工作性质变革”。

三是如何判断少子老龄化时代对人力资源供给的影响。

对第一个问题,历史和现实都有结论。1589年,当英国牧师威廉?李申请针织机的皇家专利时,伊丽莎白女王曾忧心忡忡,怕针织机剥夺她可怜臣民的工作岗位。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也发生过用破坏机器的作法捍卫工作岗位的事件。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激烈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一个理由,就是怕行李搬运工作岗位丧失会引起社会动乱。

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包括“机器人”在内,技术进步创造的工作岗位往往大于其淘汰的岗位。世界银行在一份权威报告中指出,技术在创造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塑造了社会对新产品与新服务的需求。国际劳工组织副总干事格林菲尔德认为,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017年,有9.7%的就业人口在数字经济领域工作。而据阿里研究院的数字,这一比例高达22.1%。

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就业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有所转移,而东亚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就业岗位还是上升的。

对于目前比较活跃的平台经济来讲,它的兴起使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更多的市场人口产生影响,个体和大量中小微企业只需要宽带就可以在线上交易商品、服务及线下的物流与服务。这种看似无实体的规模化经济,为非工业区外的数千万人创造了经济机遇,如下图1所示:

图1:技术进步加速了企业的增长

(来源:《2019世界发展报告》)

第二个问题,如何面对并实现“工作性质变革”。对很多城市、企业和职工来讲,这一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技术进步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对企业员工的技能要求会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对重复性工作技能的人员需求会逐步下降;

二是对非重复性认识技能和对社会行为技能(沟通、协同)认知较好的人员需求会逐步上升;

三是对不同技能类型组合能力强的人员会明显增加。

这就要求企业,也要求员工自己要不断加强技能的调整和提升,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对适应工作性质变革非常重要。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份上海希尔顿酒店管理岗位实习生职位要求对照图,如下图2所示:

图2:上海希尔顿酒店管理岗位实习生职位要求对照图

这一趋势表明,从学习的意愿和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客观条件看,企业年青职工或城市年青人口越多,其对技术进步及工作性质变革的适应性越强。而职工转换工作性质的能力,也往往体现出了城市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换句话说,哪座城市汇聚、积累了大量年青的人力资源,这座城市就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第三个问题,关于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后的人力资源供给情况。根据1982年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规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7年中国老龄人口达2.41亿,占总人口的17.3%,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4.1%,老龄人口将达到4.8亿人。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绘制了一张日本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按65岁)的推移对比图,如下图3所示:

图3:日本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推移对比图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我国适龄就业总人口仍保持稳定或低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的矛盾主要出在结构上,即每百万人中的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下降,而老龄人口会迅速上升,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赡养负担会显著增加。

我想比较一下,我国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人口结构情况,特别是想判断一下杭州、重庆、郑州等人口净流入城市的情况。受统计资料的限制,只查到了近些年杭州和河南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可比的统计数据。

如表3所示,杭州城市中的最佳劳动年龄段人口比例相当于河南省这一人口和农业大省的同等水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杭州高等教育较好,就业机会很多等,但它充分说明一个道理,即杭州的劳动力资源是充沛的,城市是年青而有活力的。

表3:杭州、河南18-34岁人口占比情况

但是用表4这一组数据比,就能看到一些问题,即杭州后备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偏低,这可能和大都市的少子化、大量在杭州就业的年轻人并没有在杭州安家以及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多有关。这个问题也需引起重视:沿海发达地区既要重视产业发展和城市创新,也要重视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重视青年就业者的子女落户和教育问题,否则,城市的活力就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上徒然减退。

表4:杭州、河南0-17岁人口占比情况

而从第三组数据(表5)看,杭州市人口的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

表5:杭州市不同年龄段人口构成情况

与中国2017年6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7.3%相比,杭州老龄化社会的程度更重一些,这当然与杭州的各种条件有利于人口健康长寿有关。但作为创新型城市,这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在城市不断创新的进程中,如何破解人力资源瓶颈,我有几点建议:

1.提高城市汇聚、积累年青的人力资源的能力,包括兴办教育、培训,鼓励创新,发展新兴业态等。

2.提高城市中企业职工的学习能力,吸纳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业,鼓励企业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使自己的职工能通过学习培训更好地适应技术进步。

3.加强政府对企业发展职工教育和学习培训的引导,同时政府应通过加强投资等措施帮助企业搭建人力资源培育平台。鼓励企业在稳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的同时,用社会契约的办法,规定其对职工能力提升和长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义务。

4.积极研究制订延迟退休的政策,运用社保、医保等措施,激励60岁以上的健康老人自己选择,是否继续为创造社会财富和家庭幸福而继续工作。

5.重视对现有高端人才的价值挖掘。

6.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商务成本,改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

7.提高开放程度,引入人才,特别是要鼓励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学习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扩大留学、研修、移民、放宽签证等途径和措施引入国外人才。

谢谢!